走出信息茧房，你可能会更极端(2)

不过上述两个结论都是在大众媒体环境下得出的，在社交媒体时代又会有哪些新变化呢？首先，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线上的观点冲突要比日常生活中激烈、极端得多，出现了所谓“极化现象”。极化或极端化（polarization）最早指同一个阵营内部出现的社会心理学现象。持相同立场的人在讨论中会相互激发，变得越来越激进。比如法国大革命中，革命派就会变得越来越激进，昨天的革命派，今天就可能遭认为是保守派。随着时间推移，极化这个概念的重点渐渐转向了不同立场相遇后出现的极端化现象。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政治极化现象和民粹主义越来越明显。这个时间段，正好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重合。于是就有学者提出，数字技术在为个人带来便利的定制化信息的同时，也使得个体生活在自己营造的“过滤泡”（filter bubbles）中。由于接触不到对立的信息与观点，只接触与自己立场相似的信息，人们就会将己方阵营合理化，将对立阵营妖魔化，变得越来越极端。在这些理论中，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哈佛法学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网络共和国》（Republic.com）中提出的“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概念。不过在西方社会科学界，使用得更多的是“回声室”（echo chambers）或者“过滤泡”这两个概念。这些成果建立起了一个遭广为接受的因果链条：互联网/社交媒体—回声室—群体极化。

研究者们还发现，大众媒体也能够产生回声室效果。在《回声室》（Echo Chamber）一书中，凯瑟琳·霍尔·贾米森和约瑟夫·N.卡佩拉（Kathleen Hall Jamieson & Joseph N. Cappella）发现，如果人们长期只接触保守派的广播脱口秀节目，回声室效果和政治极化现象也会产生。因此，回声室和极化并不是社交媒体的专利，使用什么媒体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人们的信息渠道接触是否多样。

回声室效果的支持者都有一个未经证明的预设，那就是只要让人们接触多样化的信息，回声室效果就会消除，就能减少极化。例如桑斯坦就认为，用户无法选择传统大众媒体的内容，会偶遇各类信息，这就会打破网络媒体产生的信息茧房。

但是这一“常识”在《打破社交媒体棱镜》这本书里受到致命挑战。杜克大学社会学家、“政治极化实验室”（Polarization Lab）的克里斯·贝尔（Chris Bail）提出了一个貌似天真的问题：如果个体在社交媒体上接触到了对立的观点，是否真的会有助于他们反思自己的观点，从而变得不那么极端化？事实是真像桑斯坦说的那样，具有选择性的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塑造了人们的政治信念，还是反过来，是因为人们的政治信念导致他们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形成了单一的信息来源？

表面上看，社交媒体和极化具体谁是因、谁是果，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关于我们如何理解极化产生原因的问题：具体极化是群体交流的必然结果，还是在某个技术条件下才会出现的情境性的结果？

贝尔颠倒了回声室效果的研究条件，不是去考察社交媒体对极化的促进，而是把人放到一个存在对立观点的环境中，看他们是否会变得不那么极化。究竟的做法就是招募遭试，让他们关注一个与自己政治立场（民主党或共和党）相反的推特号。在一个月里，这个号每天转发24条政治消息（最初几天只转发自然图片，目的是掩盖真实的研究意图）。这个研究的特色在于，它不是在实验室的虚假环境中进行的，而是在不打扰遭试日常生活的基础上进行的实地实验，避免了所谓“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

比较有趣的是实验的结果。贝尔发现，用户在社交媒体的日常使用中接触到对立观点后，不但没有反思、修正自己的观点，反而让他们的政治立场变得更加极端。这说明，虽然社交媒体会促进极化，但是并不需要经过回音室效应这个中介变量，哪怕用户接触多元信息，仍会产生极化，所以极化的真正原因应该在其他地方。只是简单地打破回声室，并不能有效地降低极化现象。于是传统的极化因果链条就遭改写为：社交媒体—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