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虐猫”的愤慨，是为动物争取正义的第一步(3)

动物的能力是非凡而复杂的，很多动物在很多方面表现得都比人类更好。最终，单一排序的整个观念几乎是无用的。那么在这里，我绝对不会说因为鲸鱼看起来比狗或猪都更像人类，所以我们应该为其打高分。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所有这些生物所具有的类相似性：世界在它们看来呈现为某种样子，并且它们对所感知到的事物做出反应，它们向前运动以获得它们想要的东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在《论动物的运动》（De Motu Animalium）中认为他能对动物运动提出一种“共同解释”。

相似性可能会诱使我们犯错。它可能使我们轻视，融易新媒体消息，甚至可能看不到动物生活奇妙的多样性和他者性（otherness）。它也可能使我们中止批判思考，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就将感受能力赋予生物。但是，一种在这个世界上的共同命运感将我们和动物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家庭关系，这种感受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和认识论价值。如果我们把相似感与惊奇结合起来从而激发好奇，并提醒我们注意差异性和令人惊异的他者性，我们就不那么容易遭误导了。

还有第四个要素：我们需要相信，那个被受痛苦的生命是重要的，属于我们关注圈的一部分。在我过去写的关于情感的书中，我把这称为幸福论的要素，但这也许太狭隘了：一个生物遭移入我们的关注圈中，这并不要求我们将这个生物的福祉视为我们自身繁兴的一部分。惊奇可以把许多生物带入我们的关注圈，但这不必是自我指涉的：我们的关注遭导向作为他者的他者，而不必是作为我们自己生命中具有内在价值的部分（像一个亲戚或一个朋友那样）。

之所以要增加这第四个要素，其意义在于，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多灾难，也有许多不正义的事情，但其中只有一些事情能打动我们。我们的注意力需要遭吸引，我们对结果和目标的思考也需要遭修改。有时这种改变是转瞬即逝的。你听说有人在洪水中丧生，你会遭打动，但你很快就会忘记这件事，继续过你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因此，为了让持久的同情心生根发芽，想象力必须以某种持久的方式将生物带近我们，使其成为我们的目标和计划世界的一部分。

正如著名心理学家C.丹尼尔·巴特森（C. Daniel Batson）的实验所揭示的，同情本身就已经在推动援助行为了。但是，它可能常常表现为一种软弱的，或至少是一种不完善的激励因素。它传达的信息是：这些事是坏的，如果能把它们改善就好了。它激发了援助受害人的行为。但是，由于它关注的是受害人的痛苦，它并没有完全回应作恶者行动的错误性，而这些行动才是痛苦的原因。因此，同情心本身并不能引导我们阻止加害者进一步做出伤害。对此我们需要另一种情感，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愤慨”。

愤慨是愤怒的一种形式。但根据哲学家几个世纪以来对愤怒的定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报应性（retributive）情绪。它对感知到的错误损害做出反应，但它也表达出一种能带来满足感的“一报还一报”式报复。

对于亚里士多德和所有追随他的西方传统哲学家（以及佛教和印度教哲学家）来说，对报复的期待是愤怒的一个概念性要素。这种报复观对谁都没有用处：认为现在的痛苦可以弥补或修复过去，这是一种空洞的幻想。例如，杀死一个谋杀犯并不能使受害人复活，然而许多受害人的家人努力争取死刑，就好像死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或撤销了犯罪所造成的损害。

报应性愤怒常常促使我们做出一些不仅具有攻击性而且导致事与愿违的行动。以报应性的“报复”精神对待离婚谈判的人，试图为“坏”配偶增加痛苦，这往往使世界变得更加糟糕，不仅对孩子和朋友，而且对他们自己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