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送快递到开出租，基层非虚构形成出版热潮？| 世界读书日(4)

在维舟看来，如果说基层工作者非虚构写作已经形成了一股风潮，那它一定与社会心态的变化有关。要判断这股风潮是否会持续，需要看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此类作品的市场供给是否在增加，写作模式是否能持续翻新，给予读者新鲜感；第二，社会心态是否再次发生调整，让读者可能失去与“小人物”和“打工人”的情感共鸣。

施勇认为，出版热点极少是出版从业者精心规划的结果，一部作品能不能成功其实就是“赌”，这也正是他所说的出版社需要有国民级畅销老书的意义——这能保证这家出版机构还能“留在牌桌上”，继续去“赌”下一批新锐作家的作品。“当然，图书编辑不是盲目选书的，TA肯定有某种直觉，辨别出一部书稿的独特意义。但整体而言，做一本书和风投没有两样，可能只有10%甚至5%的书是‘成功的’，剩下大量的书可能会成为‘炮灰’。”

作为出版社编辑部门管理者，他看重挖掘素人或业余作家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是，在这个热情特别稀缺的时代，激励编辑更长久地保持工作热情。“素人作者需要编辑投入的精力非常多，但只要磨合得顺畅，可能性也会更多，给编辑带来的成就感也更大。名家作品有荣誉，自带流量，但成熟作家可能会让编辑失去热情，而热情一旦遭损耗了，重燃是非常困难的。”

在忙碌于《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编辑和营销的过程中，普照找回了刚入行时“所有热情都投注在这个世界上”的状态。如今想来，他庆幸能在自己对编辑职业最迷茫的时候发现了胡安焉，与这位和自己同样有着“讨好型人格”的写作新人共同成长。

普照常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对编辑工作和出版行业的感悟。他曾写过一个得到行业前辈认同的观察：

“在读者的阅读趣味里，所谓的‘白人性’早就失效了，‘东亚性’也已经失效，现在好像只有‘眼前’。前两年项飙谈到大家在失去‘附近性’，但突然之间附近性成了唯一可做的内容。个人附近之外更大空间里发生的事情不落实性太强了，以至于人们索性不去面对，而是选择在更近的地方建设周围，这是一种很本能的、整个人群的反应。至少在原创书方面，现在就得做离读者最近的东西，以更细微的眼光、尽可能不一样的角度去打量我们现在的生活。”

在胡安焉这本书之后，他也明确了自己接下来的工作方向——纯粹的自叙传式非虚构，或如埃尔诺作品那样介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自小说”。“我希望作者是袒露自己、书写自己、在现场的，而不是书写别人，转述他人的故事。我找不到热情去做这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