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黄晓枫、肖飞舸：从巴蜀乐舞文物看中外文化交流痕迹(2)

　　 肖飞舸：以人首鸟身的迦陵频伽(佛国世界里的一种神鸟，常遭称为“妙音鸟”)形象为例，包含此元素的乐舞文物在中国多地均有发现，巴蜀地区不外如是。但其实迦陵频伽的形象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塞壬，传到印度后与佛教文化相结合，原本较为凶恶的形象逐渐柔和，后又随佛教文化传至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变得更加柔美。

　　再比如成都市新都区出土的一件东汉驼舞画像砖上，一胡人跪坐在骆驼上，甩袖击建鼓，说明巴蜀地区当时已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开展了乐舞文化交流。驼舞主题的文物在中国很多地方均有发现，每件文物背后，都有清晰的文化传播、交流链条。

　　 黄晓枫：属于“坐部伎”系统的成都永陵“二十四伎乐”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二十四伎乐”是后蜀宫廷乐队，由2个舞伎和22个乐伎组成。乐器种类多达20种，有篪、排箫、笙、笛、筝等五种汉族传统乐器，还有曲项琵琶、竖箜篌、螺贝、答腊鼓、钹、拍板等15种外来乐器，足见当时巴蜀与西域乐舞文化交流之深入。

　　这种交流不仅仅体现在宫廷中。成都作为后蜀时期的“乱世乐土”，家养歌舞乐队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也是彼时贵族们安逸生活的一种体现。比如，在成都博物馆展出的后蜀开国功臣赵廷隐的墓葬出土器物中，也有一支表情动作生动且各司其职的陶俑“乐队”，演奏的乐器同样兼具汉风、胡风。

　　另外，赵廷隐墓出土了一件彩绘陶花冠女舞俑，从肢体形态、穿着打扮来看，舞俑所演绎的是柘(zhè)枝舞。这种舞与胡旋舞都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健舞，曾十分流行。而这件陶俑在成都出土，说明柘枝舞也为巴蜀先民所喜爱。在乐舞文物上可以寻找到的中外文化交流痕迹很多，这种交流是在丝绸之路促进商贸、文化交流繁荣的大背景下，自然发生的。

　　演绎柘枝舞的彩绘陶花冠女舞俑。 中新社记者 岳依桐 摄

　　 中新社记者：为何巴蜀乃至中国乐舞文化跨越千年仍生机勃勃，至今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黄晓枫：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其关键在于传承、创新的力量，这也是乐舞文化至今仍充满生机的关键。不论是用现代手段复原的古乐曲，还是通过壁画还原的舞蹈，都是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生发出来的艺术创作，从古至今乃至未来，这些文化本身，就是最好的中外交流载体。

　　 肖飞舸：包括乐舞在内的艺术，实际上是跨文化交流中最好的载体，因为它可以超越语言的限制，更容易超越个性，形成共性，直击人心。乐舞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经过数千年沉淀、发展，其个性特征愈发鲜明，本身就会让受众耳目一新。我认为中华文明至今仍然魅力不减、生机勃勃的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不断与时代发展相融合。

　　虽然文化交流始终与经济往来相伴，但它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最后都会落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上。文化“走出去”是一种必然趋势，而在传播、交流的过程中，文化本身也会实现再发展。如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经现代化方式诠释，不仅能产生强烈的视觉张力，也能让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比如“复活”的“二十四伎乐”、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国传统乐器等，都通过创新的传播语言、传播手段，讲出了新的故事。(完)

　　 受访者简介：

　　成都博物馆副馆长黄晓枫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中新社记者 张浪 摄

　　黄晓枫，成都博物馆总策展人、副馆长，历史学博士，文博研究馆员。中国博物馆协会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成都博物馆协会陈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2009年开始参与成都博物馆新馆建设，牵头《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展览内容策划工作，该展览荣获第十六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精品推荐精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