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猜想(2)

一般而言，可作为存款准备金的资产限定为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但在有些国家，一些高流动性的资产（如库存现金和政府债券等）也可以作为存款准备金。

今年1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主办的《中国货币市场》发表的一篇文章就建议，允许把中短期国债纳入到法定存款准备金。比如当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6.60%，若允许把中短期国债纳入到法定存款准备金，假定纳入比例不超过存款总量的0.6%，一家银行的存款总额为100亿元，按照6.6%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计算，则准备金账户可以调整为不少于6亿元资金和不超过价值0.6亿元的国债。

文章称，银行向央行缴纳的现金类法定存款准备金可以看作“无息”资产，而中短期国债作为法定存款准备金则把“无息”资产转化为了“有息”资产，且相较于超额准备金利率具备明显的价格优势，在资产端可以产生一部分额外的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银行的净息差压力。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9月末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53%，相比上年同期下降20BP。这一息差水平已突破了《合格审慎评估实施办法（2023年修订版）》中自律机制合意净息差1.8%的临界值。

吴进辉还建议，可优化定向降准标准。以前定向降准主要考察金融机构“三农”、小微贷款的投放情况，后续可能纳入“五篇大文章”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确定情况，以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特定领域的支持。

所谓“定向降准”，指针对某特定领域或行业进行的货币政策调整。与完整降准相比，定向降准更具有针对性，有利于将金融资源更好地投放到薄弱环节。在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五篇大文章”成为银行机构重点支持的领域。

人民银行原西安分行鱼飞霞等人2021年通过比较国际经验提出中国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的建议：择机适度缓慢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根据不同负债品种的流动性差异，实施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对于活期存款或交易性存款等流动性高的负债，可设计较高存款准备金率；根据利率市场化进程尝试发挥准备金利率的调控作用等。

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在过去是一个“大杀器”，但是在中国货币政策框架逐步向价格型转变的过程中，央行不断弱化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的作用。当前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仅是一种流动性管理工具，而不是货币政策方向的变化，与此同时政策利率等价格型工具的信号意义凸显。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含价格型、数量型两种。价格型工具是指调节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利率的方式，包括政策利率、LPR等。数量型工具则是指直接调节数量或规模的措施，包括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逆回购操作量、国债净买入等。早前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并重，但近年来更加重视价格型工具。

《2021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观察流动性松紧程度最直观、最准确、最及时的指标是市场利率，判断货币政策姿态也应重点关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等政策利率，以及市场利率在一段时间内的总体运行情况，而不宜过度关注流动性数量以及公开市场操作规模等数量指标。

央行行长潘功胜2024年6月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未来还可以继续优化货币政策中间变量，逐步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需要把金融总量更多作为观测性、参考性、预期性的指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

这背后是新的利率传导机制形成：人民银行通过调整政策利率（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影响货币市场利率（如同业存单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如国债收益率），并影响存贷款利率，进而促进消费和投资，提升社会总需求，支持经济发展。

从国际上看，西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发生转变，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都不再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其中一些更是直接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在此环境下存款准备金政策的重要性遭削弱。

此外，随着公开市场及公开市场业务工具的发展，一些工具也能投放中长期流动性，起到和降准类似的效果。比如央行可以通过中期借贷便利MLF、买断式逆回购投放中期流动性，通过国债净买入释放长期流动性。

比如2016年初，银行间流动性趋于紧张，市场预期央行可能会降准应对，但当时汇率贬值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央行投放6000亿中期借贷便利（MLF）应对。

时任央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解读：“央行提供6000亿元以上的中期流动性，有替代降准作用的含义。如过度采用降准措施，可能导致对短期利率过大的下行压力，不利于稳定资本流动和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