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瘾多快乐 | 编辑部聊天室(4)

王鹏凯：昨天正好看了一篇关于成瘾的文章，作者是女性主义理论家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文章标题叫“Epidemics of the Will”，中文大意是“意志的流行”。塞吉维克梳理了成瘾在社会发展中的过程，最开始人们并不认为成瘾是一个问题，直到19世纪，成瘾转变成为一种需要遭治理的病，尤其以福柯理论为代表，酗酒、毒品成瘾都遭视为需要治理的事情。

但后面又发生了新的转变，成瘾的范围不断延伸，它不再只是通过某种究竟物质来达成满足，而是指向几乎所有人类行为，用王尔德的话说：“如果过于频繁地去做，任何事情都会变成一种乐趣。”例如工作成瘾变成工作狂，购物成瘾变成购物狂等等。至此，成瘾遭视为一种自由意志的体现，并遭赋予伦理价值，成为晚期现代个体自由的终极象征。

塞吉维克对这一观点进一步提出了批判，就像鲁青刚刚提到的，这种自由意志并不是真的自由，它背后反映出的是资本主义体系下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以吸烟成瘾为例，并不是所有吸烟者都有能力解决抽烟带来的健康问题，这甚至可能导致对弱势者的经济剥削，因此这种所谓“自愿”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自由意志，它是一种遭消费主义系统或者说遭资本主义结构影响乃至强迫的自愿。

董子琪：《疲于做自己》书中提到，现在基本上都是通过药物治疗抑郁症，而这类解决精神痛苦的药物也会造成成瘾与依赖，这就造成了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抑郁症患者提不起对生活的兴趣，觉得淡漠和无意义；另一方面，治疗抑郁症患者的药物是通过刺激重新唤起患者的情绪，它能改善症状，尽管不能消除痛苦。据作者观察，百优解（抗抑郁药物）广告中呈现的形象就是一位有自由意志的、无所不能的企业人，就是所谓的entrepreneur精神，他能在生活中完全调动能动性，勇往直前，但其实重新勇往直前的代价是可能药物成瘾。

《疲于做自己》
[法]阿兰·埃伦贝格 著 王甦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5-2 03 成瘾背后的社会环境与生活方式

张友发：无论是文化产品或是物质商品，商业社会中成瘾品的泛滥是现代化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个阶段的必然。当我们沉迷于某件事物的时候，往往是处于非常空虚的状态的时候，需要一些东西麻醉自己，让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这种痛苦可能是工作，也可能是城市化、原子化的生活环境。

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他有一天晚上很无聊，躺在床上玩了一个通宵的手游，你可以把这种行为理解为成瘾，但其实他也可以用这段时间做别的事情。《下流社会》一书里就描述了日本平成时代的阶层固化问题，年轻人发现自己很难再向上发展时，转身满足于二次元内容、快消品等等，用这些相对低价的商品满足欲望并游乐其中，这是一种对于虚无和消极的对抗。

城市生活很容易带给人虚无感，尤其像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我们都是原子化的个体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集体生活时间非常非常愉快，会形成一些新的社会联系。对于待在北上广的人，大部分时间都身处职场的关系之中，但同事之间很难发展出真正的、工作之外的社会关系。或许我们在工作之外一起玩得很开心，但一旦同事频繁地流动，公司面临经营危机，工作压力放到每个人身上，每个人的情绪就会发生变化，甚至可能变得狂躁或抑郁，并再度地回到了相对原子化的生活里，那个曾经短暂地形成的小集体再度破裂。

所以，当我们与同事是熟悉的陌生人，当我们成为原子化存在且向上的希望不断减少的时候，就需要一些东西填补日常生活，比如成瘾物。我平时会尽量避免吃垃圾食品，但当情绪很不好的时候就可能会奖励自己一些容易获得的、廉价的快感，它可能是一份快餐，或者是类似奶茶、香烟和游戏这样的东西。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王鹏凯：我有个问题，什么是廉价的快感，什么又是高级的快感？ 廉价快乐和高级快乐的区分，会不会带有一些精英色彩在里面，比如流行音乐是不是就比古典音乐要低级？